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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社會的良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最新小說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姊妹篇
2009年10月訪台期間，決定了這本小說的結尾

《水死》是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生涯主題：
對日本人精神底層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進行最強烈的反省與批判
充滿易讀和娛樂性，以平易近人的文學筆觸，內省作家的生涯主題「父親‧水死」。

這本小說以父親「水死」為開端，
揭開所有秘密的真相，
發掘小說家自身精神中的暗流。

大戰結束前的那年夏天，父親為何在洪濤四起的河流中，駕船而出？
終於是時候打開由母親保管，藏有父親秘密的「紅皮箱」了！
一心想藉著「紅皮箱」之助，寫下以父親為主題的小說作家──長江古義人，
在背負著過去的年輕劇團女演員的協助下，
進入自身精神源流中，既深且暗的部分……

大江健三郎藉著《水死》，由代表自己的書中主角「長江古義人」的眼和嘴，透過四國的老百姓生活，意外展開了父親、自己和兒子三代的「攀上森林」、「河水沖走」的巡旅。

在書中大江健三郎描寫了自己在戰時的親身體驗，如何被「天皇陛下萬歲」的語言、被慷慨激昂的軍歌所支配，如何思考「明治精神」、「平成精神」，以及父親水死的意義？被國家強暴的婦女的遭遇？

翻譯家、散文家鴻巢友季子所說的，閱讀大江健三郎的最新作品，總會引發跟過去的所有作品產生有機連動，彷彿為以前的作品記下註解。在《水死》中，長江古義人揭露過去不斷嘗試書寫「水死小說」，卻因為一直以來想查看藏有父親書信的紅皮箱要求，不被母親答應，而一氣之下，全憑自己想像，完成以天皇為主題的《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作品。

然而當長江古義人母親過世十年後，依照遺言指示，終於獲得打開紅皮箱的機會，他因而回到四國老家，想繼續書寫「水死小說」。在拼湊父親戰水死的謎團過程中，首次在作品中呈現出父親的模樣。原本對年輕官兵的起義之事毫無興趣的父親，在高知先生運用弗雷澤人類學名著《金枝》的政治教育下，在大水的夜晚獨自乘船，在洪水裡死去。

對大江健三郎來說，「水死」象徵了為時代精神殉死。2009年，大江健三郎首次來台接受媒體訪問，曾表示其中一個結局是，長江古義人爬上樹張望，打算學父親溺水而死，走向殉道之路。
2012年的此時此刻，也該是揭曉《水死》最終結局的時刻了！

【書評、推薦】
木與水融合，父子三代的生與死（《朝日新聞》書評，2010-1-10）
有位歐洲作家一翻譯家說過：「作家自己就是一本書，只翻譯一件作品的話就好似從他身上切下了一塊。」米蘭‧昆德拉又寫下了：「作家的全部作品可以被視為一條漫漫長道。」讀大江健三郎的書，對這些話深深有所體會。一部小說能如此與之前的作品產生有機的聯繫，在這之中前作又與新作互為註解，可以說是更新了大江健三郎書本的閱讀方式。

【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
1935年1月31日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3歲時喪父，在大瀨讀完小學、初中，1950年考進愛媛縣立內子高中，後轉松山東高中就讀，因而結識摯友伊丹十三。就學期間嗜讀大量西洋名著與日本古典文學作品。1954年為向法國文學研究者渡邊一夫學習，進入東京大學法國文學系就讀並開始寫作，陸續在校園刊物跟報章發表〈火山〉、〈奇妙的工作〉等作品；1957年的小說〈死者的傲氣〉，進入芥川賞候選名單，並為川端康成讚賞。隔年即以存在主義為形式、呈現社會與個人關係的作品《飼養》獲芥川賞，同時間自東京大學畢業，論文題目為〈沙特小說裡的意象〉。1970年，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引進小說創作的《個人的體驗》獲第11屆新潮文學獎，也將其推向國際作家的位置。

1960年，大江健三郎與伊丹十三之妹由里佳結婚。1963年，患有先天性腦疾的長子光出生，同年出版考察廣島核爆事件的《廣島札記》一書，對「生」與「死」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從四國的森林為基地，大江關心的是人類群體的共同課題，認為「倘若連成年人都不相信未來是美好的，卻硬要孩子們相信明天會更好，乃不負責任的態度」；以民主主義為態度，文學創作與參與、研究社會活動為其一生最重要的志業。1967年，以農民武裝抗暴事件為體的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獲第3屆谷崎潤一郎獎。1994年，因作品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開闢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文學的新道路」獲諾貝爾文學獎；大江健三郎於領獎時發表「我身於曖昧的日本」得獎辭，他也是繼1968年的川端康成後、第二位獲獎的日本作家。

2004年，參與加藤周一發起的「九條會」，致力於保護戰後成立的日本憲法，尤其針對主張「永久放棄武力與戰爭」的憲法第九條共同發出聲明，引發後續自主性的市民運動。2008年3月，因1970年寫就的作品《沖繩札記》揭發渡嘉敷島七百餘民眾在當時日方駐軍命令下被迫集體自殺一事，引起右翼團體發動「大江健三郎．岩波書店沖繩戰審判案」，受理的大阪地方法院駁回原告控訴。同年10月，大阪高等法院駁回原告上訴，一、二審大江健三郎與出版《沖繩札記》的岩波書店均宣告無罪。

2009年10月，大江健三郎首度訪台，出席「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研討會。同時由聯經出版《沖繩札記》以及最新長篇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中譯本。2012年4月，生涯集大成作品《水死》中文版出版。

【譯者簡介】
許金龍
1952年出生於南京，畢業於武漢大學外語系，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近期專事大江健三郎文學之研究，相繼發表〈森林中的愁容童子〉、〈盤旋在廢墟上的天使〉、〈「始自於絕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學中的魯迅影響之初探〉等文章若干，翻譯《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兩百年的孩子》、《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和《讀書人──讀書講義》等大江健三郎的長篇小說，其中《別了，我的書！》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翻譯獎。另外，曾翻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東山魁夷、柳美里等人的各類作品若干。

【選文】
序章　笑話
鄉下的老戶人家裡，即便沒有特別顯赫的來歷，也會有與其相應的傳說代代流傳。縱然那些屢被視為奇特，甚或滑稽的故事在外面不致遭受奚落，卻也會被當作一種頗具人氣的「笑話」，而被人們記憶下來……

我考上大學那年，在為早已亡故的父親所做的大概最後一場法事時，發生了一件事。當時，親戚們難得地擠滿了我家宅院，有一位伯父──他的長女嫁給了從東京大學法學系畢業的官僚──便問道：你也考進了同一所大學，可喜可賀，不過，你念的是什麼科系呢？我回答說是文學。他便露出失望的神色，表示：「那麼，就別指望找到正經的工作啦……」

然而，平日裡穩重老實的母親那時卻回以這樣的話，使得只希望將來成為法國文學研究者的我為之忐忑不安。

「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話，那就當小說家吧！」
在一片寂靜中，母親隨後說出的話卻引發大笑，化解了先前的緊張：
「說到小說材料，都塞滿了『紅皮箱』中。」

這「紅皮箱」正是我家奇特且滑稽的傳說。家母的這番話，引起了近親們大笑，於是就在我心裡扎下了根。當我三年後確實失去前進道路上的目標時，便嘗試寫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刊登在《東京大學新聞》上，於是得以作為小說家而生活下去。也就是說，這一切是在母親「笑話」的引導下發生的。在這個故事裡，「笑話」這個詞語雖然再度以不可一笑置之的方式出現，我卻希望只將其視為陳年往事。

2
這幾年間，每當新年伊始，妹妹亞紗都會與內人千樫互賀新年，只給我留下幾句口信，現在卻指名讓我接聽電話：

「媽媽去世已經十年了，今年是遺言中……由於這是媽媽讓我記錄下來的口述內容，也不知道這筆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說好要把『紅皮箱』交給你的年頭。假如等到媽媽的忌日十二月五日那天，就會臨近年底而忙碌起來……夏天要去北輕井澤吧？不如今年不要去那裡而到四國的森林來，怎麼樣？來取那只『紅皮箱』。你沒忘記那件事吧？最近，報紙每月一次的專欄什麼的，好像很長時間完全沒見到你的小說了……」

「對啊。使用『紅皮箱』裡的材料，也許可以把『水死小說』接著寫下去。由於這個緣故，不知是母親還是妳，定下了死後十年這麼個延期交付的期限。」

「那可是媽媽的意思呀！雖然那時她眼睛不太看得見了，懶得寫東西，可是頭腦卻很清楚。她估計自己死後，哥哥連十年也活不到。畢竟我們家有男人短命的家族遺傳……

「我剛才說年底會比較忙碌，就像我與千樫嫂子聯絡哥哥的舊作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我要資助一些年輕人從事戲劇演出。和這有關，該說是商量呢？還是請求呢？我想與哥哥深談『森林之家』的事。不知道哥哥是否可以一面調查『紅皮箱』裡的東西，同時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時間呢？也是因為得到千樫嫂子的同意，讓劇團那些年輕人使用過的緣故，屋子目前通風良好，之後他們也會把屋子收拾得很乾淨。」

「紅皮箱」，還有「水死小說」。接到電話那天，我雖說已是老年人了，卻依然仍存留著的小說家那種昂然所攫取！陽光高照期間，我便回到工作室兼臥室，拉上窗簾，躺臥在床鋪上。由於我早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寫小說，便有人奚落說，連像樣的社會現實體驗都沒有，這個小說家恐怕很快就要走投無路，或者圖謀像最近的年輕人那樣來個奇異的大轉變吧。儘管如此，我並沒有退縮不前。如果時機成熟，我就去寫「水死小說」。我為此反覆磨練，藉主人翁「我」這第一人稱開始寫那個故事，任憑水底的水流帶著我浮起、沉下，最終，說完了故事的小說家，被猛然捲入漩渦之中……

其實，我從尚未讀通一冊算是小說的小說時起，就經常夢見自己的「水死小說」中的場景。反覆出現的夢境源頭，是十歲時我的少年體驗。然後，我二十歲時，從某位英國詩人的詩作中（還附法文版）剛認識「水死」這個詞彙，雖然連短篇小說都不曾試寫，那部「水死小說」卻以形同確定。

然而，實際上我從不曾開始寫作那部小說。坦率地說，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為此進行磨練。而且，即便當時我感覺到作為年輕小說家的自己不知能否存續下去這個危機感，卻在根本之處抱持樂觀態度，相信自己遲早是要寫那部「水死小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是在不太晚的時候著手較好，可我又以「還不到時候」為由制止了這一切。倘若能夠輕易遁入「水死小說」，那麼寫作這部對於當下的自己來說，很有必要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竭力超越這一切的苦楚，又有什麼意義呢？

3
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認為自己的磨練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練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頭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裡、已是六十有餘的母親，並在另附的信函裡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只「紅皮箱」，查閱續寫這部將家父作為主軸的小說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並沒有直接回覆，連小說的草稿也沒寄回來。無奈之餘，我斷了繼續寫下去的念頭，卻於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這部作品裡，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自己、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面寫著：「相較於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那些媽媽的冷言冷語的臺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只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係了。」